本院圖書館典藏之「台北辯護士會藏書」介紹
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王泰升
台灣於日本統治之初的1898年首度施行現代律師制度，當時即有「台北訴訟代人會」的設立，1900年頒行《台灣辯護士規則》後，即由在台北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執業的辯護士（即今之律師）組成「台北辯護士會」。依法辯護士必須加入辯護士會方能執行業務，台北辯護士會因而得以運用所收會費購置圖書，並在法院建築內擁有辦公處所。1945年10月25日起改行中華民國法制，台北辯護士會乃於同年11月8日重行組織為「台北律師公會」，再於1947年8月15日依中華民國律師法上程序正式成立。於是原台北辯護士會的圖書，移歸仍舊位於法院建築內的台北律師公會。當時寄人籬下的台北律師公會沒有圖書室，只能將圖書陳列於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的律師休息室。1996年5月10日台北律師公會遷入自購的新會館，以彰顯律師自治的精神，這一批日治時期藏書隨著其他圖書移置新會館的圖書資訊室。
昔日台北辯護士會擁有的這批圖書，於今已是史料上的價值高於司法實務上的意義，台北律師公會因此期待其在法律史研究上發揮更大的作用，故於2016年4月間贈與曾為該公會撰寫《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》的王泰升教授。王教授再基於「獨樂樂不如眾樂樂」，將這批圖書命名為「台北辯護士會藏書」後，同年6月15日捐贈給其所服務的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，俾能便利更多研究者進一步結合該校既有的日治舊藏，以發現更多日治台灣的法律經驗，更深刻地省思法律與台灣這塊土地上人民的關係。
台北辯護士會藏書於2016年12月底，經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完成編目，確定其總計328冊。由於這整批書籍，具有展現日治時期律師之法學知識來源的歷史意義，故應以專區典藏方式維持整體性，不宜打散收藏。又為了兼顧使用上的便利性與書籍紙質的脆弱，而典藏於法律學院圖書館的工作室內一個專區，非置於一般的開架書櫃。
台北辯護士會藏書以二次大戰前日本的法學教科書、司法判決彙編類書籍為主。在教科書方面，涵蓋了憲法、行政法、民法、商法、刑法、民事訴訟法、刑事訴訟法、國際法，每一個法領域的書籍不是很多，但都有幾本，足以了解當時法律內涵的梗概。就特定法律領域，如警察法制、戰時經濟管制、戶籍法、信託法等等也有若干論著。或許出於律師承辦司法案件之需，台北辯護士會藏書除了有編纂當時法令而成的參考書，還有數量相當多、包含數個法領域的日本內地大審院判決的輯覽/總覽。最具有特色的是，有不少關於辯護士法、辯護士個人或辯護士會之活動等等有關律師業的文獻。惟令人遺憾者，針對日治下台灣法域的司法管轄權或特殊法律而編輯或論述的書籍，在本藏書中相當少見，像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判例集，只有1920年出版者，全無後續的20年份；而就日治時期應依習慣法而定的台灣人親屬繼承事項，則無相關的專論。此外，出現了幾本中文書籍，不知係誤放或原本即有。
綜上所述，台北辯護士會藏書確實能讓讀者進入日治時期法律的氛圍，但倘若欲透徹了解當時的法制，需要再閱覽臺大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圖書館地下一樓日治舊藏圖書，以及臺大總圖書館特藏的日治時期書籍。不過，從讀者的使用便利性而言，這批台北辯護士會藏書有其優勢。例如當研究者閱覽臺大圖書館的《日治法院檔案》資料庫，而對日治當時的法律內涵或法定程序有疑惑時，除了參閱關於日治台灣法律的一般性論著外，可快速地閱覽置於法律學院圖書館的本藏書。當有必要深入探究特定議題時，再更廣泛地搜尋臺大其他圖書館，甚或國立臺灣圖書館所收藏的日治時期法律書籍。
就像律師是旨在讓人民得以親近國家法律的行業，台北辯護士會藏書也是為了讓讀者感受到日治時期律師業，並易於了解日治法律，而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。
